夺宝“奇兵” 高科技帮助解开张献忠沉银之谜(3)

周军说，根据此前的出土情况，铁器和金银器的出土位置大致重合。他们又想到了高精度磁法。

以铁质兵器为例，铁的物理特性是磁性，假如江底有铁器富集，这个区域的磁性异常就会和周边区域有差别。但这些铁器沉在江底，具体的异常变化幅度究竟如何？没有过研究先例。

“最简单的方法就是，模拟一下，埋一些金属下去测测看”，探测团队用10公斤、20公斤、30公斤重的铁器，埋到江底两三米深的地方，再检测能够产生多大的磁性异常。“简单来说，就是看看地底下有这个东西和没这个东西有什么差别。”

测量这些磁性异常需要高精度的设备，目前应用最广泛的磁性观测仪器是质子磁力仪，通常被用于铁矿勘探。然而，江口沉银的文物单体规模小，且位于水下，深埋在厚厚的卵石中，与观测设备在空间上有一定距离，其产生的响应信号比较微弱，用磁秤、质子磁力仪等传统设备很难识别。

经过比较，他们采纳了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中心王永华教授的建议，使用铯光泵磁力仪。这种美国生产的高精度设备，测量精度极高，能够满足需求。

通过前期模拟得出，富集的金属会在磁力仪上产生某种异常，之后在实际的探测过程中，一旦产生类似的异常，探测团队就有理由相信，这里可能是金属富集区。

他们模拟出的磁异常大概是十几个纳特（注：磁单位）到几十个纳特，一次测量时，水里突然出现了上千纳特的磁异常，下水一看，原来是盗挖者们遗弃的铁架子，“盗挖者下水挖宝时，会用绳子把自己拴在铁架子上，免得被水冲走”。

寻找凸岸和寻找磁异常，双管齐下。“一方面，基岩结构探测结果告诉我们，哪里更有利于文物堆积；另一方面，磁法等物理场的测量结果告诉我们，哪里有富集的金属产生异常响应。”“我们希望看到的，既是一个有利的地形结构，又有金属的相对富集，不同的方法和视角结合，最后找到的地方是可能性最大的地方。”

最后，探测团队给考古队绘制了三张图，一张三维的，指明哪里是凸岸，一张平面的，指明哪里有磁力异常，最后一张综合的，将两者结合判断，“看出哪里指向性最明确”。

这三张图，堪称张献忠江底沉银的“藏宝图”。

发掘出土的藏有银锭的木鞘，与史书记载的张献忠藏宝方式相符。

2018年，第二期考古挖掘基本按照探测团队探出的地点来进行，周军表示，今年新发掘的文物主要出自他们划定的凸岸里面。而“这次考古挖掘的成果，为我们的方法提供了佐证，也对我们的理论进行了验证。我们的理论判断是基本正确的。”

围堰挖宝

确定了在哪里挖，接下来的问题就是，该怎么挖？

文物在水下，水下考古最惯常的方法是潜水深摸，潜水员背着气瓶下去，在水下寻找，但这次，“一看就知道没法用传统的气瓶下去挖掘”，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员周春水说。

周春水有着丰富的水下考古经验，曾参与广东南澳一号沉船发掘、辽宁丹东一号沉船调查和湖北均州古城调查等重大水下考古项目。

周春水说，这次与他以往参与的水下考古项目都不同，岷江水浊，水中夹泥带沙，“下去以后基本上什么都看不到”。

潜水的另一个弊端是单次可发掘面积很小，气瓶的容量，潜水员的体力，都严格限制了工作时间，而文物散落江底，分布的面积数以百万平方米计，靠潜水员去挖，不知要挖到何年何月。

且考古和盗宝不同，除了挖掘文物，还要对地质水文状况，文物出土位置等信息进行记录，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，岷江水流湍急，还有安全方面的考虑，“万一人被冲走了怎么办？”

多次现场考察后，有人提出了围堰，把预备发掘的区域围起来，围堰内水抽干，露出河道，再进行考古挖掘，经过专家论证，这成了唯一可行的方案。

在此之前，国内尚无先例，国外同行在发掘沉船或搁浅的船只时使用过围堰，但一条船长度有限，规模不会太大，且国外的文献资料对具体操作的技术问题讲述粗略，参考价值有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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